世博后续效应是开启后世博时代的钥匙

从成功举办世博的城市分析，世博会存在两个主题，即公开主题和内部主题，前者是为申博而设定的 “应试”主题，后者则是承办城市根据自身发展战略的定位方向而设定的。与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公开主题相对应的内部主题，应当紧紧围绕 “四大国际中心”的目标定位，以提升城市能级为核心，实现 “城市更新和模式转变”。

世博后续效应的展现是举办城市能量转换的标志，它开启了后世博时代的大门。

 

首先，判断世博后续效应的大小，主要不在于世博场馆后续利用率的高低，而在于世博主题在举办城市得以实现的程度。世博场馆后续利用率的高低，只是衡量世博项目投资回收效益的大小；而世博主题实现的程度，则事关举办城市未来长远、持久的整体效益。从成功举办世博的城市分析，世博会存在两个主题，即公开主题和内部主题，前者是为申博而设定的“应试”主题，其主题能否顺应时代潮流，将事关申办国家能否获取主办权；后者则是承办城市根据自身发展战略的定位方向，为自身 “量体裁衣”地设定的主题。

通常说来，公开主题与内部主题之间是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之关系。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的公开主题是“居住与环境——人类家居科学与技术”，其内部主题则是为建设国际科技城，设法引导科技要素 （科研机构和科技人才）从繁华都市流向 “市口”偏远的筑波地区去。由于政策设定正确，举措得体，加之筑波名声因世博会举办而远扬，使筑波世博的公开主题得以圆满实现。又如1992年塞维利亚世博会，其内部主题是为了扭转西班牙南弱北强的经济格局，这一主题终因建成了从马德里到塞维利亚的铁路大动脉而实现。

 

其次，正确把握后世博时代效应的前提，是对世博效应的正确评估。世博效应是一种波浪效应 （Ripple Ef－fect），它除直接效应之外，还有其强大的乘数效应。就空间维度而言，其效应会突破会展行业，波及与之相关的十余个行业；就时间维度而言，它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其效应会波及未来10年、 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如果只从狭隘的会展业和半年的会展期去衡量投入产出，其财务亏损是必然的。有人对全球19次世博会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后发现，除1962年美国西雅图世博会略有微利外，其余18次无一不是亏损者，其中1986年加拿大温哥华世博会赤字高达32600万加元， 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估计亏损也不下于20亿德国马克。但是，这些赤字作为对未来的一种投资，其对地区经济的原发推动既可观、又长远。以2000年财务亏损严重的汉诺威世博会为例，其在世博会筹备至举办的5年中带动了整体经济112亿德国马克的原发性需求，进而在全国产生了134亿德国马克的增加值和超过100000人年的就业效应。

而上述数据仅局限于前世博时代和世博时代的调查，尚未对后世博时代效应作过评估。为捕捉后世博时代的效应，日本1985年筑波世博会堪称领全球世博历史风气之先，值得上海借鉴。为研究筑波世博效应是否实现了申博的公开主题， 1985年世博会一结束，日本有关机构立即开始了 “全国社会影响力”的调查。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界的智囊三菱研究所 （MRI）配合进行了 “筑波世博会的经济影响”调查内容包括与世博会相关的直接支出概况、直接支出对日本国内经济社会产生的促进作用、对就业的正面影响等。据估计，日本直接花费在筑波世博会上的开支为11579亿日元，由此推算出日本将衍生23163亿日元的经济增长。为使研究结论减少误差、增强可比性，有关方面还聘请了世界经济信息服务公司 （WEIS）专家进行独立研究，从而客观地把握了世博的乘数效应及其对筑波国际科技城未来的影响前景，进而强化了有针对性的政策设计和投资计划。由于对世博效应的准确评估，日本政府增加了投资筑波科技城的信心。针对居民入住率低和科技要素偏好东京西部地区，而非东北部的筑波之实情，政府依据《城市规划法》，推行国库补贴率高的“工业园地建造事业”办法，逐步实现了既定目标。由于世博参观者的扩散效应，使这个东京远郊 （距50公里）的小县城名声远扬，加之对策正确，15年之后的这里已经成为全球一流的科技中心。拥有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48所国家级研究机构， 12家由上市公司运作的研究组织和91家企业研发机构， 3000名外国研究人员、 6537名日本研究人员，以及数倍于此规模的企业研发实验室的科研人员。

 

联想到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公开主题相对应的内部主题，应当紧紧围绕 “四大国际中心”的目标定位，以提升城市能级为核心，实现 “城市更新和模式转变”。城市更新的核心是城市功能的升级，其方向是城市定位从生产功能为主导向服务功能为主导转换，从私人产品提供为主线向公共产品提供为主线转变，这种转变隐含了碳消耗从高排放向低排放转变的趋势。模式转换的核心是要素地位的升级，其方向是城市经济增长从有形要素配置为主导向无形要素配置为主导转变，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从追加资源供给为主导向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为主导转变，这是由于上海是一座有形要素短缺、无形要素存量丰富的城市。为实现这一点，转变要素地位、促使生产结构与资源结构相适应，是上海未来发展进程的不二选择。

后世博时代应倡导怎样的城市价值观

 

 

城市功能不能走 “一业独大”的功能模式，它应当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所必需的一切功能的共同载体。从多样性导致稳定性的基本原理出发，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城市多种功能系统集成的结果。

 

首先，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是人类社会对工业经济深刻反思的产物。决定工业经济兴衰规律的是其资本形态的演化，世界工业经济先后经历的早、中、晚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工业经济的商业资本、产业资本、技术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等不同形态。美国历史上两次重大的经济危机，由于其发生时期的工业经济所处阶段的差异，导致复苏力量的明显差异。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发生在工业经济的中期阶段，正处于产业资本形态向技术知识资本形态演化的时期，工业经济处于快速成长期，复苏力量相对较强、探底时间较短。而华尔街金融海啸发生在工业经济的金融资本形态阶段，时值工业经济衰落时期，复苏力量不足，探底时间较长。工业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走向衰落，是资本逐利增值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当产业资本套利空间被挤压之后，必将进入金融资本空间。而由于资本增值的同时，伴随着财富的扩张，因此全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 “垂而不死”。但是，其财富的扩张建立在两大成本上扬的基础之上：一是财富增长以贫富差距扩大为代价，这是高昂的社会成本；二是财富增长以对资源和环境负债为代价，这是更为高昂的环境成本。这正是人们对于工业经济深刻反思的两把重要的标尺，它导致人类思维进入 “时光隧道”，倒流到2300年之前的古希腊哲学时代，向亚里士多德 “讨了说法”，因为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正是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原话。

 

其次，城市定义的多样性折射出人们对城市功能期望值的多元性。城市之所以难以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正是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对城市功能价值多样性追求的结果。城市功能不能走 “一业独大”的功能模式，它应当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所必需的一切功能的共同载体，其中包括城市的经济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和服务功能等。当前，城市还不能让生活更美好，从城市功能视角判断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功能侵犯了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城市现代功能的进化侵犯了传统功能的传承。从多样性导致稳定性的基本原理出发，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城市多种功能系统集成的结果。体现城市多种功能的指标是一个多目标系统，彼此排斥而又彼此依存是这个系统的特点，诸如经济指标、宜居指标和资源指标之间，无法靠 “最优”决策去协调，而只能靠 “满意”决策去整合，原因在于对某一指标的 “最优”追求，均会意味着对其他指标的 “最劣”安排。例如，非理性地追求经济高增长，往往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但是，解决问题的难度在于，城市整体的协调性功能被城市主管职能部门条块分割的体制所肢解，应对的唯一之策是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

 

最后，人们社会关系的优化是决定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关键。马克思在 《费尔巴哈论纲》中指出：“人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本质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包含了人的劳动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城乡关系等。当上述关系不是走向优化，而是被扭曲、甚至是恶化的时候，城市无法让生活更美好。社会关系的优化靠的是劳动制度、分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和创新。对于社会关系优化而言，城市现代化的形态建设均无济于事。事实证明，要让城市生活更美好，光有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休闲设施和高档住宅还不够，营造和谐的社会关系尤其必要。

 

 

低碳经济的本质是发展模式科学化

低碳经济计划实施的基石是对传统经济模式的否定。尽管当前低碳经济概念已近乎家喻户晓，但人们对低碳经济作用机理以及减排计划实施主体的确定，仍存在认识和理念上的误区。

低碳经济计划正在对城市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能源需求，提出严格的标准。从此意义上判断，低碳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科学化的发展模式，它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现代经济学否定。

 

首先，以人为本理念是决定经济碳含量的灵魂。以人为本是一组系统的概念，不能失之偏颇。

其一是在人与物之间，应当树立人本理念。这是我国古人早已有之的“国以民为本”思想，只不过当人类在狂热追求工业生产规模时被忽视了，原因是工业生产的对象和最终产品均是非生命体，它不像农业社会，其生产的对象和最终产品均系有生命体。GDP凌驾于一切指标之上的局面，其源在于物本主义的价值观占居统领地位之故。物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之后，其发展模式的选择将会是过度追求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增长方式，劳动力就不能充分地被利用，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格局上，劳动力必然处于劣势和被支配地位。

 

其二是在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应树立多数人为本。这实际上又是我国古人 “民以食为天”思想的现代诠释，这一思想的背景往往是当少数富人正为财富太多而发愁时，多数人还在为温饱而奔波。当今社会，多数人仍然无法回避 “劳动力再生产”的命题，如果其收入水平无法实现这个目标 （包括住房、教育、医疗等生儿育女必备的条件）时，社会正在背离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格的基本论断。由于劳动力价格的被扭曲，珠三角和长三角出现的 “民工荒”，其背景实质上是 “民工权利之荒”，而绝非国内某些经济学家所判断的 “刘易斯拐点”现象。少数人为本的理念正是我国企业固守成本外化模式的道德根源，只要这种理念不变，低碳经济将是水中之月。

 

其三是在未来人类与当今人类之间，应当主张以未来人类为本。人类社会面临的高碳排放的局面，是因资本贪利导致盲目无节制地扩张经济规模的结果，而这种扩张行为的支撑平台正是建筑在未来人类缺失话语权的基础之上。所谓可持续发展不只是一句简单的空洞口号，其定量标准是人类地球可持续发展资本的均衡利用。这种资本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它包括了天然资本 （矿山、河流、森林、草原等）、人造资本 （道路、桥梁、工厂、码头、机场、电站等）、社会资本 （社会运作的体制、机制、政策、法律等）和人力资本 （经过严格训练的人力资源）。如果以当今人类为本的理念不变，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也不过一句口号而已。

 

其次，发展模式选择是政府与市场博弈的结果。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通常说来，宏观经济层面的稳定经济功能，以及公共物品的提供是由政府职能实现的；微观经济层面的经济行为，诸如私人产品的提供，应以市场效率为导向。自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世界经济处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轮流坐庄的交替主政之中。其背景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博弈，其结果将决定经济发展模式的类型是政府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规律显示，每次重大经济危机前夜往往是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政府有形之手被束之高阁；危机之后则往往又是凯恩斯主义占据上风。当前，世界各国正是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之际，但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政策是短期的，它对于长效机制的形成无能为力。当前要防止的主要倾向是凯恩斯政策的强大惯性，它会导致政府行政性干预过多。

 

最后，低碳经济计划实施的基石是对传统经济模式的否定。尽管当前低碳经济概念已近乎家喻户晓，但人们对低碳经济作用机理以及减排计划实施主体的确定，仍存在认识和理念上的误区。反映在如下问题上：一、当代人类文明面临的困境，是简单的企业行为结果，还是工业经济模式的产物？二、低碳经济计划的实施，是属于私人产品提供的框架范畴，还是公共产品提供的框架范畴？结论应当是肯定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据此来评估哥本哈根的全球减排会议就不难发现，会议结果的局限性是由会议认识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一是低碳经济计划的实施脱离了工业经济模式的转换。哥本哈根会议天真地在不触动工业经济模式的前提下，试图实施各国减排计划。工业经济模式的特征是成本外化，企业将减排视作一种为他人做嫁衣的 “经济外部性”行为，因而缺失减排的自主性动力。因此，当前我国在实施低碳计划的同时，必须从制度安排入手，对产业政策、行业管理、财税政策和信贷政策进行配套创新，努力使工业经济的成本外部化转变为内部化；二是将低碳经济计划的实施主体确定为缺失动力机制的各国政府。正因为减排计划的实施属于公共物品提供的框架范围，就不能落实到各国政府的头上。这是因为，在本国范围内，政府确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但在国际范围内各国政府只不过是本国私利最大化的追求者，它同样具有企业成本外化的偏好。因此，哥本哈根会议的决策举措显然违背了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以欧盟为例，在会上曾信誓旦旦地承诺愿为发展中国家补助1000亿欧元，但实施结果只是落实100亿美元而已。

 

此外，对GDP的偏好和错爱，也会导致减排计划的流产。 GDP虽然是国民经济交易的一种精确的货币规模统计，但有其局限性。因此，若不从产业结构政策创新入手，而是简单地满足于GDP的规模考核，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去追求高产出率的低层次行业，而这些行业往往又是高排放的行业。